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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1995年，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王建新和同事们画下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宏伟的学术蓝图。

大漠沙如雪，天山月似钩。20余年来，王建新教授领衔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足迹遍布天山内外，从中国到中亚的广袤大地上，取得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最终确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相关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在丝绸之路上，他们以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寻找历史印记，用尊重包容的品格架起丝路文明对话的桥梁，为丝绸之路的国际研究发出了中国声音。

樋口隆康之问的中国应答

今年68岁的王建新对30年前的一场学术报告记忆犹新。

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关于阿富汗考古的学术报告，作为考古工作者、同时又精通日语的王建新担任翻译。报告过程中，樋口隆康问道：“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满座哑然。

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公元前138年，张骞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

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却说不清一支故乡在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踪迹；丝绸之路的开创者是中国人，但其考古研究却被欧美及俄罗斯、日本学术界所把持和主导……樋口隆康之问，深深刺痛了王建新。

痛心之余，他决心“一定要在丝绸之路考古方面有所建树！”

做好了充分的学术准备，1999年，一支由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专家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考古队，走出了“象牙塔”，踏入了茫茫戈壁，走进了2000多年前的历史风烟。

“走马观花—下马观花—精准发掘”，10年间，他们数百次地往返于陕西、甘肃、新疆。在实践中，王建新等人提出了“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论，打破了学术界长久以来“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2007年，考古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疑似是大月氏王庭遗址的“东黑沟遗址群”，成果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然而这个重大发现到底是不是大月氏遗址？要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就必须走进中亚，沿着其西迁路线“走出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做两相印证。

“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来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早在1999年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王建新就向同行们阐述中国考古走出国门的重要性，提出“开展境外考古，掌握世界文明的一手资料，不再吃‘学术剩饭’，才能发出‘中国好声音’！”

“走出去”，意味着要面对混沌不明的前景，更意味着离开自己深耕多年的“舒适区”。面对陌生的国度，王建新既茫然又担心——在中亚开展考古研究，能不能得到国外同行的支持与配合？能不能得到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

“既然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那就由我开始吧！”2009年，王建新成为了首个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

踏遍天山追寻大月氏遗踪

从东天山出发，踏着张骞的足迹，一路向西行进。

都说塞外好风光，野外考古却不是想象中的“诗和远方”。

西域夏季干旱，是开展考古发掘的黄金时段。在大漠、在戈壁，考古队员们忍受着太阳暴晒、蚊虫叮咬，开探方、看剖面、清理文物。一天下来，汗渍和浮土常常让人看不出衣服本来的颜色。

常年野外工作，幕天席地是常态。他们住过废弃的工厂、牧民的羊圈，甚至在深山戈壁就地宿营。没水洗脸就用湿巾擦，吃不到热饭队员们就自己发明了“考古套餐”：一个馕饼、一根香肠，一个西红柿、一根黄瓜是标配，如果能再用手铲切个西瓜就变“豪华套餐”了。

走出国门、走进中亚，考古队没有前期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充足的条件保障，还面临着国内同行的不解、当地学者的疑虑，以及陌生的环境和语言隔阂，一次又一次令人气馁的徒劳无功。

第一次走进中亚，是王建新的个人行为。没有项目经费就自费，没有旅行社开展中亚旅游业务就找中国人在当地开设的公司联系办理手续，语言不通就带上懂俄语的朋友做翻译……

初到乌兹别克斯坦考察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王建新遇到了国际公认的欧亚考古三巨头之一的意大利著名学者妥金。妥金很不客气地说：“我们在这里调查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们还来干什么？”顶着这样的质疑声，作为首支进入中亚的中国考古队，他们只能咬紧牙关去自我证明。

当过铁道兵的王建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闯劲，带领考古队员从河西走廊一路追寻月氏人迁徙足迹到撒马尔罕，几乎走遍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所有州县，在国际学术界认为的“空白地带”，新发现了数百处古代文化遗迹。终于，他们在撒马尔罕西南的山区内找到了“月氏人”的蛛丝马迹。

2015年，考古队先在撒马尔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这是个令人振奋不已的发现。因为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月氏的。

2016年，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小城拜松发现了拉巴特墓地，经过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等方面的系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致认可，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寻找已久的西迁中亚的大月氏！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前夕，在乌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了重要努力。”访乌期间，习近平主席专程接见了包括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内的中方考古队员。

“走出去”十二年，中亚考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考古队在游牧考古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方面，都得到充分的检验。

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当地公众、国际学术界以及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给予了高度赞许，肯定了中乌联合考古队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2020年12月，西北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这些成果为用中国话语阐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对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流行观点甚至写入教科书的结论提出挑战，从而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学术话语权。西北大学考古队员也被称为“现代张骞”。

“考古连着过去，也为现在和未来服务，想要知道我们的文明会走向何方，就必须找到我们的根。”王建新说。

将报国之情洒满丝路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正式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当年12月，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深度契合，并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让考古队员们备受鼓舞。

研究有底气，对待他国文物也有底线。考古队在中亚建立和推行的“考古发掘+遗址保护+人才培养”三结合模式，得到了中亚人民的普遍称赞。

“我们不能在中亚进行掠夺式考古，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王建新说。

从进入中亚开始发掘的第一天起，考古队就秉持负责任的态度——所有发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结束后，一定要全部回填保护。在撒扎干遗址发掘工地，考古队还建立了保护板房，并安装中国自主研发的环境检测和安防监控系统。各国考古队在中亚考古多年，只有中国考古队会做回填这件花钱又费力的事。

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苏河是王建新指导的第一个外籍博士。2018年，他代表陕西高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学在中国”来华留学博士生论坛上发言，他说，“中国的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教导我，还为我国的遗址保护、文物保护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从老师那里，我学到了大爱无私。未来，我也将会成为中乌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工作中，考古队更是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毫无保留地向合作的乌方人员介绍考古专业技术及经验。除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塔什干大学、费尔干大学等高校的百余名师生加入，更有在丝路沿线开展了数十年的西方国家考古学者寻求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国际合作的考古项目中，只有中国人有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整体计划，发掘面积小，发掘后重视保护遗址。中方打下了良好基础,今后会推广中国伙伴的做法。”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所长阿穆尔丁说。

在考古队的推动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与乌方共建“丝绸之路人类与环境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说：“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6年后的同一天，由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发起，包括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在内的费尔干纳盆地四国联合考古工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启动，开创了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的新形式、新局面。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年近七旬、头发花白的王建新依然豪情满怀。

一份耕耘，一分收获。2019年，中亚考古队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王建新先后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候选人、陕西省道德模范、陕西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原文链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1-04/15/content_593090.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