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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7月刘宝才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有百余天了。这段时间里，我对他的思念却与日俱增。他的点点滴滴已经成为我和我的家人常常谈起的话题。谈着谈着，大家就不禁眼中噙满泪水，陷入对他深深的怀念之中。

我到西北大学上研究生时，刘老师给我们带两门课，一门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导读，一门是《中国思想通史》导读。课时并不多，但刘老师娴熟地将二者统一起来，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诞生及其重要哲学意义，讲侯外庐先生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中国史研究，如何发现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路径，使我们对侯外庐学派的宏阔理论视野和独立自得的理论品质有了深切体会，并为自己能成为这个学派的学生而深感自豪。

刘老师讲，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剖析中国社会历史诸先生中，侯老与他人不同，原因在于他运用唯物史观，既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又力求融会贯通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自己也沿着侯老的路径，力图对先秦社会史与思想史做出更为丰满的解释。他使我们时刻感受到侯外庐学派熠熠生辉。今天我们还能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保持对各种潮流的辨别力与定力，与刘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把思想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对思想做出恰切的评价，这并非易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者们也走过一些弯路。对此，刘老师认真思考并努力探索改正途径。在他看来，思想离不开历史，但不是历史的附属品，思想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思想不可能没有政治属性，但政治属性与社会阶级的联系不是简单的。他曾对我说，应更加关注思想与制度的联系。

在这方面，至今我还记得他对“天下为公”所做的阐述。不同时期都有思想家提出“天下为公”，但涵义却不一样。先秦时期，它针对的是分封制，倡导的是郡县制，因为郡县制下，人们施展才华的机会比分封制广泛得多。中古时期，它针对的是察举制，提倡的是科举制，因为科举制比察举制公平得多。

除了学术，在生活中只要是和刘老师学习或工作过的同仁，都会感受到他的关怀。和刘老师在一起，会发现他对你的一切都是真诚的，他是老师，又是亲人。

直到今天，我依然记着他对我的告诫，保持平常心，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努力不让自己被浮躁与浮华所迷惑，踏踏实实地生活和工作。

今年5月26日，师母打电话给我，说刘老师病了，想见一下面。28日我即赶到北京中关村医院。刘老师对我说，他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精神不是太好，但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两个女儿和侄儿都有出息，生活和谐。在先秦史研究方面，他有一帮志同道合的好老师、好朋友。在西北大学，特别是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师生群体对他都很有感情。

他又提到亲人曾打听到一种实验疗法，他也愿意冒险，但是要求必须75岁以下，而他已经82岁了。我听后悲从心起，安慰他疾病不可怕，可以与它和平共处。只要提高免疫力，提高精气神，就不会有问题。在与刘老师话别后，师母跟我说，他想安葬在西北大学南面的终南山神禾塬上，女儿刘宛已经在找地方了。

7月18日，我向刘宛询问刘老师的近况，她说体征还算平稳。不料次日早上便收到通知，刘老师已经病逝，走时平静安详。我瞬间就感受到刘老师离去，给他相亲相爱的亲友所带来的巨大缺失。这种缺失只有靠我们按照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踏实工作、认真生活，去逐渐加以弥补。他若看到他的生命之火在他的亲友身上得到延续，一定会更加欣慰。而我们也将因为不时感觉到他依然与我们在一起而重新振作起来。

原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0/12/359184.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