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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陈登原先生

赵俊贤

    百年高等学府西北大学代代绵延的数千名执教者中，先后有过若干大师级的人物。就中陈登原教授颇为独特，他庶几成为“出土文物”。先生在世时，数十年为世俗偏见所囿，未曾得到应得的重视。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国学大师的形象冉冉浮出水面。历史走了一个“之”字，公正地还原了先生的本来面目。

    陈先生１９００年出生于浙江余姚。１９２６年东南大学毕业。先后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１９５０年赴西北大学历史系执教。１９７４年病逝于西北大学。任职期间，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讲授过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田赋史等课程。著有《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田赋丛考》、《中国田赋史》、《中国土地制度》、《中国文化史》、《历史之重演》、《荀子哲学》、《颜习斋哲学》、《国史旧闻》、《金圣叹传》以及《天一阁藏书考》等十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如谓先生著作等身，实非溢美之辞。

    从上述书目可以看出，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学科领域学术成果的广度与深度。先生之学问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文学、土地田赋及史料典籍等等诸多学科。有若干著作已成为史学经典，流播于世。先生的学问既渊且博。先生不仅是史学大家，更是国学大师。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陈登原先生被评为二级教授，傅庚生先生被评为三级教授，文科其余教授均为四级。陈先生对此有何看法？不曾耳闻。倒是傅庚生先生对此颇有异议。他说，西大文科为什么不评一级教授？陈登原先生就是一级。当时有人以理科评有两名一级教授而文科独无，批评校方重理轻文。不过有无重理轻文倾向是一回事，陈先生可否评为一级教授又是一回事。这二者有关联但并不等同。傅庚生先生人不微言不轻，其意见为何得不到重视？究其实这是当时时代的学术价值取向所致。其时，凡事皆讲政治第一，陈先生理所当然地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学府能给他个一级当当？万万不可也。请君举目遍望国中，除陈寅恪、俞平伯、钱钟书、朱光潜等世界级学者外，文科还有多少一级教授？而理工科那就多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陈先生的上下两册的煌煌巨著《国史旧闻》面世。它的出版曾引发一场风波。出版社在书稿发排后，和先生以稿酬事发生争执。出版社将稿酬定为千字若干元，先生不同意，提出必须千字１５元，和郭沫若同酬。当时郭氏为人大副委员长、国家要人，又为史学界巨擘，陈先生意与其一般取酬，实为学人对学术成果自重，对人格自尊、自爱之举。出版社不同意，云：郭氏之为史学著作，陈氏之书为史学之史料。陈先生辩曰：书中所引史料后之“登原按”岂不是本人学术论述？据公允论断，《国史旧闻》是一部体例独特的中国古代通史，当然属于学术专著。陈先生还表示，如出版社不接受要求，请退稿。出版社考虑到一则此书学术价值颇高；二则已排版。若退稿经济损失颇巨，只好答应先生之要求。但其书出版后，出版社致函西北大学，“揭发”陈先生“争”稿费之事，要求校方“教育”并“帮助”其清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后此信被以大字报形式公诸于众。于是乎，掀起一股批陈名利思想的小浪潮。陈先生当时写小字报摆事实，讲道理予以反驳，实为有理有节、有骨气之举。今日看来，出版社的行为很不地道。此事无须赘评。

    祸不单行。１９５８年在文科开展学术思想大批判运动。陈先生又首当其冲。陈先生的《＜国史旧闻＞自序》云“登原者，余姚人氏。”下文则考证祖何时由北方迁徙而至。此为自传，文云“登原之未入小学，已通几何，未入初中，已通代数。”次表子女行状。大字报批判此序言为封建士大夫习气，为吹牛之举，为光宗耀祖之封建思想大暴露云云。其实古人之著作，自序大多是这么写的。先生不过沿用惯例而已。至于说“未入小学”等等，辛亥革命后的“高等小学”课程设置实与后世之“中学”相当。所谓“通者”，乃懂也，了解也，并非精通也。显然先生幼年家学根基甚厚。

    此后陈先生在西大一直郁郁不得志。“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再次受到冲击。先生于“文革”后期含恨辞世。其间，先生的著作在海峡彼岸屡屡被盗印。

    ２０世纪末，陈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著作并肩作为“国学丛书”刊行。此后，《国史旧闻》新版问世。这说明，学术界公认先生为国学大师。２００５年文化品位颇高的《文汇读书周报》在一篇议论“旧书新出”的文章中说：“以笔者寡陋的阅读视野所见，民国旧版图书，如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张季鸾《季鸾文存》等……都是读书人炙手可热、广为求索的宝贝。”

  “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登原先生并非“饮者”，却以其经典著作名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