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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实践探索与理论贡献

 

郗  静

 

摘  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长期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命题，提出了“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党”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巩固了新时期党的执政地位，全面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关键字：邓小平  共产党  执政规律  探索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再一次经受了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受了执政的考验，不仅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的道路，而且自身发展进一步壮大，领导地位不断巩固，执政经验进一步丰富，执政能力日益提高，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这期间，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肩负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带领全党同志对党的执政规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理论思考和艰苦的实践探索，为丰富和发展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贡献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坚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执行，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无比坚定的信奉。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实现历史性大转变的艰巨任务。1978年5月，《实践是检践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面对一片“砍旗”的谴责声，邓小平逆“潮流”而维护真理，在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时指出，“两个凡是”是假高举，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真高举。同时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正是他态度鲜明地支持并指导了这场实践标准的大讨论，掀起了以破除“两个凡是”为标志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直接成果是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道路，成为邓小平探索和选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对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责难，邓小平发明了“不争论”的办法，强调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认为：“现在我们干的事是中国几千年从未干过的事。”^[2]没有现成的公式、先例、经验可循，为此要敢为人先，敢闯敢试，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3]特别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掀起了以破除“盲目恐资症”为标志的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二、着眼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

  “文革”结束后，党内党外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优越性产生了质疑，对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水平表现出不信任。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少数敌对分子闹事的现象。在社会发展出现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邓小平果断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四项原则的提出，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也是一个坚决的回击。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者，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明争暗斗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斗争毫不手软。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不期而至。在当时许多人对这场风波还无法准确定性的时候，久经风雨的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出了这场风波的性质，果断地把它定性为动乱。他指出：“这场政治风波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4]在总结这场政治风波的教训时，邓小平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5]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内一些人借改革名义，提出要实行政治多元化、军队非党化，要建立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多党制，邓小平对此予以坚决的抵制。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不能搞多党制，也不能建立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军队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正是由于邓小平坚决执着的态度和旗帜鲜明的立场，保证了政治体制改革健康顺利发展，保证了党的执政地位长治久安。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遭到了严重挫折，社会主义旗帜还能打多久？中国无产阶级政权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疯狂叫嚣，面对全党全国人民思想上的困惑，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沿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 南巡讲话再一次使全党同志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和残酷性，再一次使全党同志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作用有了更加清醒深刻的认识，再一次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三、强调生产力标准，第一次提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生产力水平是决定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本质特征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最终动力。邓小平牢牢坚持了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并把它作为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和基本的理论问题的方法论前提。他一再提醒全党同志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谈论社会主义，而且反复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甚至发展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道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科学地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根本保证，同时也为避免党在工作指导中出现“左”或“右”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打破生产力发展上的种种精神桎梏，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来，使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新观点奔涌而出，有力地冲击了许多旧的条条框框，加快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步伐。

邓小平认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7]就改革是解放生产力而言，邓小平视改革为“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把改革称作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革命，全面阐述了改革的性质、目的、范围、步骤、方式等，形成一整套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二十多年的改革给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观念上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党的建设也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同时也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988年，他深刻地概括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新的命题。1992年他再一次强调指出：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对科学技术的尊重，必然要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尊重。邓小平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他自己表示要当科技人才的“后勤部长”。现在，全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兴国战略，都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延伸。

四、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刻阐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重要命题

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础上，从更宽阔的视野强调发展问题，并提到了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能否得到人民拥护、能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能否赶上时代的高度，认为党所做的全部事情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展自己。尽快地发展中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邓小平一生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中心；是他思考问题，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是我们的“第一任务”、“首要任务”、“中心任务”、“压倒一切的”的大问题，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要一心一意、毫不动摇地发展自己。只有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人民才能相信你，拥护你”，否则，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8]南巡讲话时，他响亮地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再一次为党执政兴国坚定了前进的方向。

实现中国的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要为全党全国人民制定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1979年，邓小平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提出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把邓小平提出的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设想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1982年，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战略设想，在报告中确定我国经济建设到本世纪末翻两翻的战略目标。1987年，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写进党的十三大报告。随着这个发展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富裕，党的形象越来越伟大，执政地位越来越巩固。

五、提出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党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坚持独立自主的建党原则。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党的建设也各有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强求一致。邓小平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9]“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是错，应该由本国的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10]“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11]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邓小平一向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12] 他认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制度问题与领导人个人作用相比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3]很难想象，执政党自身不加强制度建设，会使社会主义法制健全起来；执政党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会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全和发展；执政党及其成员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会确保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性。邓小平在总结党成为执政党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14]的结论。基于对党的制度建设重要性的清醒认识，邓小平强调要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核心的党规党法、改革和健全党的领导制度、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建立健全干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主张建立领导干部离休制度、主张集体交接班等，这些做法对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提高党的科学化、正规化、法制化水平提供了重要保证。

要坚持反腐败。80年代初，邓小平就深刻分析了腐败现象迅速滋长的形势及危害，要求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他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5]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平息后，他再三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6]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国政府都在加以制止，但都没能找到特别有效的办法。邓小平在反腐败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独特的思想和观点，如一要坚决，二要持久；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又不能离开经济建设为个中心孤立地反腐败；既要靠人民的力量，又不搞群众运动；既要从具体事件抓起，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典型，从快从严进行治理，既要靠教育，又要靠法制等，这些思想对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要加强接班人培养。邓小平作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国家的未来一直十分关注，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建设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经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鉴于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他告诫全党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是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17]在选拔使用干部时，邓小平既注重能力，更注重政治标准。早在1977年，他就提出“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魅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18]在随后长期的实践中，邓小平关于接班人培养的思想今后仍是党干部工作的根本指南。（本文获得西北大学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学生组二等奖，作者系城市与资源学系学生）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8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3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383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371页。

[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7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3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5页。

 

（编辑：田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