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情

真情不泯 师恩难忘

 

姚  仪

 

       我是西大中文系６０届的毕业生。我出生于甘肃灵台一个小农家庭，因遭变故，日子过得紧巴，靠着亲戚朋友接济和助学金帮助，我好不容易读完高中并考进大学。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可以说主要是靠助学金来维持。那时，最发愁的是寒暑假回家的路费。灵台距西安并不算远，但不通火车，需坐一天汽车到长武县，再步行一天才到家。那时去长武的汽车票先是６元，后涨至１０元，我却也无力承受。我因早婚，必须利用假期回家顶替妻子参加队上劳动，让她突击家务，做缝缝补补的事，何况老父多病，也需回去探视。就在我为每次无钱回家而犯愁时，一些老师给过我无私的帮助，我至今没有忘怀。

       记得１９５８年暑假，学校因正搞运动不让回家，妻子来信声言家有事必须回去处理。我请准了假，却为一时无钱买车票着急。在校园徘徊着碰上了中文系单演义老师，因一次参加夏收认识了他。单老师态度和蔼，对同学很热情，他主动问我什么事，我实情相告。单老师立即掏出一张１０元钱给我。回校后我去给他还钱，他坚决不收，并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再来找他。我感激单老师的无私援助，总觉欠了他情，后来也没好意思再去求助。一次回家无钱买票，我主动向系主任郝御风借了１０元，返校后立即上门归还，郝老师说怎么不记得有这事。因他家中还有客人，我放下钱立即告辞出来。大一时听过他的《文艺学引论》课，受西大校刊委托，又几次采访过他，对郝老师的讲授和谈话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西大给过我经济资助和深远影响的还数傅庚生教授。听他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印象颇佳，受益匪浅。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师生一起去户县劳动锻炼，傅老师与我及我班的姚昌民、田高保一起分配在祖庵镇东堡子生产队劳动，那时在各农户家吃派饭，生活很艰苦，一日三餐大多是喝玉米糁子稀饭，吃玉米面发糕或搅团，佐餐的也只有浆水泡淹的萝卜缨子一类；劳动活路主要是深翻地，有时加班加点连夜苦干。我们三个学生都来自农家，干活还可以支持，傅老师毕竟上了年纪又半生教书，很少劳动，可以说很难适应，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一直精神很好，高高兴兴和农民一起上工。农民也很体贴他，干一会儿就一再要他歇一会儿再干。劳动没几天，队上办起了公共食堂，还请傅老师为食堂门上写了红对联。傅老师那时很高兴，自己作词谱曲写了一首颂歌《说一个堂是百姓堂》，并唱给我们听。就在食堂正式开张那天，食堂门外排起了打饭的群众，大约由于队干部太忙，只顾了给社员打饭，却忘了原来吃派饭的我们。食堂饭开完了，不见有人来招呼我们去吃饭。我们三个学生很有情绪，而傅老师却表现出很让人敬佩的宽容和耐心，他说人家太忙还没顾上我们，走，今天我请客，咱们去打打牙祭。于是他请我们三个去祖庵镇街道食堂吃了顿烩面片，回来时又在商店买了一包点心，并说你们年轻人肚子肯饿，谁饿了随便取着吃。我们谁也没好意思自己动手，每次都是他分给我们每人一个，吃了好几天。有了这一段劳动生活的患难与共，我与傅老师有了很深的感情。我见他带的被子太薄，将我的换给他。这么一点小事，后来傅老师还在系总结大会上很感慨地讲过。

       那时的社会风向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劳动锻炼正热火时，又刮起了“学术批判”风，动员学生起来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火，把举国知名的一些学者著作说得一无是处。我校著名学者傅庚生老师在劫难逃，便成了主要目标。受左倾思想影响，一向风风火火勇于发言批判的我，却从没有对傅老师作过批判，确实是师生情深，怎么也恨他不起来。就在１９６０年快放暑假时，傅老师知我困难，给了我１０元钱接济我才得以买票回家。还有一件值得特别提出的琐事，１９５９年寒假我班因承担集体编写《建国十年文学史》任务没有放假。春节期间妻子从乡下赶来看我，我班同学特别热心，帮我把宿舍楼一间堆放杂物的储藏室清理出来，让我俩住下来。大年初一上午全班集体聚餐，也叫她参加了。此事我记忆很深。那时傅庚生老师听说我妻子来看我，有一天他专门来叫我和妻子去他家玩，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俩。一个闻名全国的学术权威，能如此看重自己一名极普通的学生，当亲戚一样看待，这不论在当时或现在，都还是很罕见的。我当时确有受宠若惊的感受。傅老师不但对学生好，对普通劳动者也很亲和。记得有一次在户县祖庵镇劳动时认识的一位青年农民来看望他，找不见地方，先找到我，我领这位老乡到他家，傅老师非常热情地给他敬茶敬烟，问长问短，又忙吩咐家人快些做饭，真像深交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还记得有一次他与老伴仇荣华老师一起约我在边家村看过一次电影。他的《杜诗散绎》一书出版后，他很珍重地题名送了一本样书给我。当时学术批判旋风刚过，师生之间有一定距离，在我班得到傅老师题名赠书的大概仅我一人，此书我一直珍藏至今。

    毕业后两年，我调至长武县中学教书，受傅老师治学精神启示，我曾将毛泽东同志正式出刊的２７首诗词，试用白话诗译了出来，给傅老师寄去一份刻印稿征求意见。也怪自己太幼稚无知，太自不量力，老人家的著作岂是我等芸芸众生去译介的。县委宣传部有关人士得知此事，下令立即追回刻印稿就地销毁，我又不得不很违心地寄信给傅老师要回原稿。至今想起深感愧疚，我这一冒失行为不仅为自己后来文革中受整增加了一条“罪状”，而且也给屡遭重点批判的傅老师添了乱。我在后来文革中又因还有其他所谓累累“罪状”而遭到清洗革职。直到１９７８年７月，我来西大参加语文高考阅卷，才抽空看望了傅老师，他正卧病在床，行动不便，却还记得我，忙招呼我自己从桌上取烟吸，还谈及当年一起在户县劳动时的往事，显得很兴奋。我提到他《杜甫散绎》中有一处杜诗译文掉了一句，他认真听了忙说再版时一定补上去。哪知这次见面成了永诀。以后好长时间再没有机会到西大，得知傅老师已作古多年，我深为叹惋。在学业上我不是先生的得意门生，却得到过先生生活上的许多关爱。我在执教期间也曾主动帮助过经济困难的学生，大约与受过傅老师的积极影响有关。

       世事变化，时光蹉跎。１９９６年７月我应邀赶来西大参加中文系５６级进校４０周年聚会时，得知曾在经济上资助过我的傅老师、单老师、郝老师都已谢世，还有给我们上过课，深受学生敬重的张西堂老师、刘持生老师、宋汉濯老师、张志明老师、田葆英老师都先后故去，我的同班同学中也有几人英年早逝，真是人生如烟如梦。母校西北大学给了我知识、才能，给了我最根本的人生观、道德观。我是平庸之辈，没有做出一个西大毕业生应做出的优异成绩，但屡经挫折总算挺了过来。忆及西大生活，只有真情不泯，师恩难忘。

（本文作者系长庆石油学校中文高级讲师，已退休）

 

（编辑：田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