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次数：1933 发布时间：2019-12-31 23:04:39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学校给我提供了今天
珍爱事业，不断进取
1976 年我从母校毕业留校，最初分配到陕西日报社做记者工作，刚报到不到一个星期，学校又把我从报社调回，从事新闻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但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学校党委决定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分别设立马列主义教研室，系领导郭扬威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和他一起搞中共党史教学工作。尽管我不情愿丢掉自己喜爱的新闻专业，但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从此开始了近30年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我从新闻学科转到党史学科，许多老师和同学认为不可思议，甚至劝说我：搞党史多危险，“文革”中多少人都挨整了。但我决心已定，也不再说什么了。1980年中文系的政治课教研室归到政治理论系（就是社科系的前身），我也随之调往。在这前后，我和我们系的老主任李振民教授等，参与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的课题。在这两个课题的研究中，使我走上了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也使我真正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从此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这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人物（当时注侧重于党史人物）研究。
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一个持久不衰的研究课题，至今仍大有文章可做。在研究中，我既注重史料的发掘、辨识和方法的完善，尤其重视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对过去一些缺乏实事求是的观点和评价进行新的研究，如关于共产党如何把握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机遇问题，关于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的关系问题，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史上的历史地位问题，关于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等等，20多年来，先后合著专著一部，独立撰写著作三部，发表学术论文21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3篇。1995年8-9月，在全国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我的论文获得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优秀论文奖，作为陕西省唯一的一位作者参加大会，受到江泽民、李鹏、刘华清、胡锦涛等20多位中央领导的接见。
近现代人物的研究比抗战史研究的难度更大。人物研究不仅要对人物进行符合历史的理性评说，还要把历史文字史料与“口述史料”相结合，使两者互相印证，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利用假期和开会等各种机会，访问了习仲勋、汪锋、刘澜涛、赵伯平、屈武、师哲、孔从周、王炳南、罗章龙、杜聿明、刘仁静等几十位历史老人，获得了许多至今看来仍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和照片。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屈武》、《谢子长》、《邓宝珊》等8篇人物传记，2000年出版了近40万字的《冯玉祥传》。后来，我们又与有关单位合作主编了五卷本的《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和五卷本的《陕西近现代名人录》，这两套书不仅受到史学界同仁的好评，还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这些成果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搞清楚了陕西地方现代史上的许多难点、疑点问题，如关于杨虎城加入中共的始末、刘志丹、谢子长的关系问题、陕北根据地何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问题、西北军与西安事变等问题，为编写地方史提供了比较可靠史实依据。
到了本世纪之交，围绕着我校党史学科发展和上台阶的问题，我和系里的领导、教研室的同仁不断探索，不断进取，把申报党史学科的硕士点
关爱学生，教书育人
教师的天职是教好书，育好人，不仅要教给学生丰富扎实的科学知识，还要以正确的人生观教导他们，以自己的言行感染他们，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合格人才。我作为一个从事政治理论课近30年的教师，始终以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即使在政治理论课“不景气”的情势下，我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也没有因任何缘故影响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1998年底，我因车祸身负重伤，这时正是教育部实施新的一轮政治理论课改革，也就是实施“98改革方案”，为了不使我校的政治理论课改革落后于其他学校，住院治疗期间，在伤势好转的情况下，在病榻上拟定了由我校主持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教材编写大纲，得到省教育工委的肯定。出院不久，在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又由我的家人陪同，参加了在交大、师大召开的教材统稿工作，保证了教材的如期出版。20多年来，我给全校所有的院系的学生都讲授过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等课程，不管是文科，还是理工科；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从教态、板书到批改作业，我都一样对待，一样认真。首先了解学生，研读教材，精心备好每一节课；在讲授中力求做到内容新颖，编排科学，史论结合，强化逻辑性；在讲授语言上，也力求做到生动活泼，清新高雅，既注意思想性、知识性，又增添趣味性。下面是几位同学对我教学工作的评论：法律系的学生认为“
20多年来，我主要讲授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怎样使这些课程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使学生从中受到教益，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多年努力的目标。在长期的教学中，我注重结合这些课程的特点、难点和“热点”，以及学生中感到困惑的问题，在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中，我运用的“历史比较教学法”，通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法有两个方面的成功之处：第一个方面，可以使教学更加适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当代大学生求知欲强，思想活跃，但社会阅历浅；善于思考，但世界观尚未成熟。而运用“历史比较法”进行教学，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全面地、本质的比较，除了使学生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规律外，还可以帮助学生纠正在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的偏差，提高他们认识和鉴别事物的能力，有利于他们思想的健康成长。第二个方面,运用历史比较法，把不同的可比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作一比较，不仅能使学生清楚地认识他们之间的异同、优劣、正误，是他们对所学习的内容易于掌握，易于记忆，而且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他们的兴趣，扩大他们的视野，把学习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这种方法，经过多年的实践，受到学生的普遍好评和省教育部门的肯定，1993年，我的教学成果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第二年，又被评为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在《毛泽东思想概论》的教学中，我从本课程的特点出发，注意把握时代特征，寻找新的结合点，也就是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与学习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认识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二是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与学习领袖人物的风范和共产党人的精神结合起来，认识这些风范和精神依然有无穷的魅力，是激发青年学生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三是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结合起来，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然对今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做法，在2001年夏季教育部的高级研讨班上作了重点发言，受到与会同仁的认可和好评。
同时，我取得的这些成绩，也得到学校和省上有关部门的肯定，2000年我被授予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2004年我们的教学成果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05年又获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05年，我被省委教育工委授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首席专家。
我从1995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在十年研究生教育中，我首先把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尔后与每一位入学的新生长谈一次，再按照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培养目标，对他们的培养计划做出安排，力争使他们在校几年中在学业上有较大的收获。在三年的教育中，我以史德、史才、史规三方面的统一，严格要求他们。史德，就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治史，首先搞清楚历史事实的原委，不要轻易下结论，同时要求不做“泡沫学问”，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史才，就是务去陈言，力求创新，在每一篇文章从选题到论述，都要求有新的观点和史料，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有一定的原创性；史规，就是把文章写得扎实可靠，科学准确，强调学术的规范化。同时，还正确引导学生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源”。使学生分清楚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的错误观点，从而为以后的理论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功底。十年来，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有13位已经取得学位，他们从人品、学识到能力，我感到都是比较满意的，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不负西北大学的培养和教育。
友爱同仁，和谐共事
我们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成立于1953年，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有近50位教授在这里执教，有着丰厚的学术积淀和良好的学风。我从1992年担任教研室主任至今，始终坚持把老一辈留给我们的优良作风传承下去，既尊前携后，又宽容异己，体现人文关怀，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和学术氛围。对老年教师，注意虚心学习，诚心请教，即使在他们离职退休后，也保持着较多的联系，求得他们对教研室工作的支持和指导。对中年教师，在评定职称，申报课题和奖项，聘岗等方面给他们提供机会，创造条件，不与他们“争饭吃”。对青年教师，尽力支持他们的工作，提供开会交流的机会，参与课题的研究，甚至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我做教研室主任，更鼓励他们成才，采取了三项具体措施：第一步，备好课，上好课，过好教学关；第二步，选定科研方向，进入研究状态，力争在较高档次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第三步，攻读更高层次的学位。从多年实施的效果来看，是比较成功的。总之，教研室每年都推出新的教学科研成果，每年工作都有新的“亮点”，各项工作都处在全系的前头，呈现出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曾被省委教育工委评为全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先进集体。
20多年来，我还通过课题协作、学术交流、参加审稿会、寻访历史老人等机会，与全国和全省的党史界、理论界的同仁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政治学院、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陕西日报社、省社会科学院、延安革命纪念馆等。通过长期的合作，不断拓展了我们的学识空间，增加了学术信息量，增长了学术才干，也为学校和系里的学术上水平提供了平台。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近30年，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方面获得了许多十分重要的学术资源，为我们在中华书局、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8卷民国史研究的著作，也为后来青年教师的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合作近三年，不仅开阔了我们教学的视野，实践了国民教育与干部教育的结合，也为我们的党史学科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实事求是地说，我校中共党史学科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在许多方面是得益于与这些单位的合作。当然，我们也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如延安干部学院从试办到正式开办，我作为该校的兼职教师和教材编委会委员，几乎参与了教学工作的全过程，仅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就达30余场，并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在与以上单位的合作中，我们既不失西北大学大校的风范，也谦虚谨慎，善与人同，从未因个人名利而影响双方的关系和个人的感情，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是理想的合作者，在私人交往上更是诚挚的朋友。
热爱母校，荣辱与共
我是中国的公民，我坚定地爱我的祖国；我是西北大学的一员，我深深地爱我的母校。是母校把我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教育培养成一名大学教师，历年来，曾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和师德先进个人。我取得的这些成绩，都与母校的领导、老师、同事和学生的支持密切相关。当我事业顺利的时候，领导
十几年来，省内的管理部门、高校和研究部门多次希望我调到他们单位工作，我都婉言谢绝了。尤其是在我评定职称受到挫折的时候，有一个学院的领导亲自来到我家，许以很诱人的条件，希望调到他们单位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科带头人，并明确表示，待调动后立即解决我的职称问题。面对这样的优厚待遇，我没有动心，以婉言谢绝了这位同仁的盛情诚聘，继续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
我热爱母校，也利用参加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干部学院等学院校讲课、主持编写《陕西近现代名人录》、《陕西百年图志》、《陕西名人档案》等书的机会，宣传母校的人文历史，宣传母校的辉煌成就，宣传母校的名师名人，为扩大母校的影响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在西北大学工作的几十年里，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我们的老师和同仁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今后我将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干实事，出实绩，为学校的发展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不辜负母校的培养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