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的地方往往只有几步……”如果一个人在自己面临人生转折的关键地方，能恰逢名师指点迷津，他就会一下子柳暗花明，跃上人生一个新的高度。在我半生坎坷的旅途中，我亦算得上是幸运者。起码有三次重大的道路选择，得到了我的恩师何炼成先生的指引接送，何先生是我学业上的启蒙者，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

我是文革中的“老三届”学生，也是西大经济系在文革后恢复重建的第一届——1977级学生。我们班49名同学，是何炼成先生一个个从第一批录取时以各种原因而被淘汰下来的考生档案中挑选出来的。而这些原因多是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问题。是1978年2月《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关于落实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送来了邓小平同志纠正“左”倾错误的思想光辉，方为我和我的同学们带来了转机。于是有一大批在1977年高考中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政审”落榜的优秀考生第二次被“扩招”进各高等院校，这些人中又以“老三届”居主体。

我是在第一批曾被某大学中文系初录，又被他们刷掉的受挫者，当接到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是一种绝处逢生、饥不择食和感恩戴德的心情。我第一次见到何老师，是1978年4月19日报到后的当天晚上。上午见过的班主任程希韬老师陪同一位中年学者来宿舍看望我们，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系主任何炼成老师，是他把你们招进来的。”我面前的何老师，个头不高，稍胖白晰，宽阔的前额，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操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穿一套颜色已褪得发白的蓝色的卡中山装，何老师的这个形象从此便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他凭着对考生档案照片的记忆，辨认着我们，叫着一个个名字，说着每个人的籍贯，使我们最初的紧张与拘谨心态，一下子全放松了，宿舍里充满了师生们的欢声笑语。

我的艰苦而漫长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此前，我酷爱文学，教过8年的初中语文，写过小说、编过戏剧，已形成了自己善于表述描绘客观事物外部形象的思维定势和语言特色。现在一切从零开始，接触对自己完全是一个陌生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转变是在何老师的启迪与教导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一点一滴的啃读与消化吸取逐步完成的，它大约花了我两年的时间。何老师亲自给我们班讲授政治经济学这一整个经济类专业基础课。

何老师讲课不仅理论功底雄厚，一切烂熟于胸，而且极具艺术魅力。他讲课有两大特色：一是极为丰富生动的语言，他总是左右逢源、引经据典，时而比喻形象，时而妙语连珠，把本来深奥难懂的经济学理论讲得深入浅出，令人豁然顿悟；二是他颇具个性的板书。何老师向来重视对学生进行理论系统的归纳与整理，总是把重要的理论范畴或条块，以极简明的语言，概括出其基本的框架，归纳成一、二、三……几条文字，板书出来，加之几个箭头与线条的联系，满黑板的生动与流畅，且又井然有序，文图并茂。而这一切，均是和生动的口语讲解同步进行的。何老师的粉笔书法，虽然不能算成一家，但极有自己的韵致，流畅圆润，速度极快，边说边写，看似不经意间，笔下流光溢彩，与生动的亦庄亦谐的口语表述，相得益彰，互补互成。

何老师反复强调的是：“我不要求你们人云亦云，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自己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那怕和我的观点对立，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这是一种开放的思维，开放的教学，它有利于学生在宽松、和谐、生气勃勃的学术氛围中成长。到了二年级即将结束时，我们便能写像模像样的学年论文了。当时，我写的学年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关中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三步设想》，长约11000字。现在看来内容虽然显得稚拙，但文中充满了作为黄土地的女儿对黄土地的回报的赤子之情。何老师给了92分的高分，这是仅次于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的全班第2名的分数，并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语：“文章写得扎实、生动，希望你用文学家的笔调写出经济学家的文章来。”

然而，我后来并没有沿着这篇论文的方向，继续搞农业经济或者相关的发展战略学。而是搞起了中国经济史学，这是何老师第二次对我人生航向的点拨。我记得那是我们大三的第一学期，何老师带着我们去陕西师大和该校政教系1977级举行学生间的学术讨论会。在乘坐的大轿车上，我恰好站在何老师身边，他对我进行了后两年学习方向的指点。谈话虽然只有几分钟，但何老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因而语重心长。他说：“你将来搞中国经济思想史吧。这门学科刚刚起步，目前只有北大、上财和复旦三家，我们系也要把它作为重点学科来抓。我们系王一成老师正在上财胡寄窗先生那里进修，从师资力量来看，还需要配备年轻人。我看你中文底子好，有一定古文基础，将来就留校作我的助手吧。”我当时并没有搞经济史学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想到何先生会这样器重我，但还是立即给何老师表了个乐于接受他这种安排的态。回去后仔细一想，何先生为我做的专业方向的选择，正是能够发挥我的潜能和优势的扬长避短的最佳方案，真是知其生莫如其师啊！从此，我放弃了对农业经济的关注，学习起中国经济思想史来。在何老师和从胡老身边归来的王一成老师的指导下，我以题为《试论西周至西汉中期重农思想产生、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地位》长达5万字的毕业论文，向何老师交了第一份答卷。

1982年，我毕业留校工作，一直在何老师指导下从事教学和科研。出于学科建设的长远考虑，1984年秋天，何老师送我赴复旦大学师从叶世昌先生，接受中国经济史学专业的严格培训。我在复旦进修了两年半时间，以全优的成绩修完了该专业全部硕士学位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1987年元月我回到西大，回到何老师身边。我们师生这才开始了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预期研究。何老师任主编，王一成老师任副主编，我们师生4人（另一位为杜干同志）于1988年编著出版了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中国第一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我和王一成先生的《陕西古近代对外经济贸易研究》，何先生的《中国古近代价格理论和经济管理思想评介》，我的学步之作《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及师生们的30多篇中国经济史学论文相继出版和发表，尤其是在何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师生三人再次合著的《中国经济管理与发展思想新论》问世。我们师生坚持中国经济史学这个领域锲而不舍，不但在科研方面在全国与北京、上海成三足鼎立，受到学术界同仁的重视与较高评价，而且在教学方面，在坚持中国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课程的应有地位的同时，还结合各专业的不同领域，分别系列经济史学课程，使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了浓郁的中国特色。

何炼成先生对我人生道路的第三次重大影响，是1993年冬天。当时，学校出于争取进入国家“211”工程，培养跨世纪的教师队伍的宏图大计，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计划招一批校内在职博士生。当时我已45岁，是国家规定的报考博士生的最后年限。我自己并不曾想到攀登这个学历与学位的高地。何老师再次找我谈话，鼓励我作人生的再一次冲刺。我望着先生这几年愈加花白的双鬓，心中涌起了感情的浪花。我想到了十多年来恩师对我的扶持与厚望，想到了恩师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对学术的执著追求，想到了多少年先生办公室窗口那明亮的灯光……我仅45岁，敢以“老”自居、自怠、自懈、自暴自弃么？我别无选择，只能知难而上！从此我又开始了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的新的攀登。1993年一个冬天夜以继日地复习准备应考；高难度、高密度、高强度的3场考试，接之而来面试、复试、加试……，1994年秋入学后风雨兼程的攻读学位课程、准备学位论文、尤其是去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的一个学期，我瘦掉了10斤肉，几乎蜕下一层皮来！然而我“衣带渐宽终不悔”，有进无退！因为我有恩师的鞭策与砥砺。

我的导师何炼成先生，他的胸怀像博大的海，我只能采海中的一朵浪花；他的思想像一部精深的书，我就像一个小学生，踮着脚尖，仅掀开了书的一角。我目前尚无力写出一部《何炼成评传》，我只想说：我的导师是我前进路上的一盏明灯。

（作者系西北大学教授，在何炼成教授身边学习和工作45年，文章有删减，本文原载于《西北大学报》第786期）